文：董恪宁
1985年3月17日那一场主题“为华社开拓新境界”的研讨会，莅临现场演讲的全是华社的精英明星。原在理科大学教育系教书的许子根博士当时发表了〈我国教育制度评析〉，角度深邃，雷动现场。
多年以后，排在这场讲题后面的杨培根律师告诉我，许博士的演说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可惜，时限到了，讲稿还来不及尽述。杨律师因此挺身主动告诉主办单位，希冀大会破格延长时间。“万一还是不够，则我不讲了。”
时隔35年，我们重读许子根博士的论述，确实感受了身为学者，他几乎说中核心的端倪：推到终极，在于教育的问题很少是“纯教育”，而是牵扯到耐人寻味的“其他因素”。
诸如教学之媒介，独立之前，建国之初，乃至此时此刻，仍在磨蹭。但是，追溯历史，显然的是，攸关教育的关键决策，往往多是政客主导，政治决定了一切。许博士举英小的改制，佐证这一点：
“在1969年513事件过后，华裔代表权又进一步的削弱；加上紧急法令下国会悬空，结果便出现了英小在当时教长拉曼耶谷举手之劳下被改制为国小。虽然华印小还继续存在为国民教育的一环，但整个教育制度就更加单元化了。”
此后跌宕起伏的变化，当然还有很多。后来，教育部长试图提出宏愿学校前身的“统合学校”。理论上，洋洋洒洒，头头是道。许子根博士参考教育之学理，立马点出当中的迷思，恐怕只是想当然尔：
“如果我们把孩子送进统合学校，而那间学校是充满不公平，不合理的偏差现象，结果会适得其反。他们以前因为隔离不会打架，现在他们有机会打架了。我们知道有一间改制的英校，曾发生过打斗事件……”
由此可见，教育部的爱迪生们灵光一闪的试验，往往并不管用。许博士一语说出破绽所在：“促进团结的先决条件是各民族必须互相尊重。我们要公平合理，我们要平等相处，不是有一个民族高高在上压制其他民族。”
也许，惊艳全球的芬兰教育体系设计，是一面明镜了。芬兰语和瑞典语的学校，自学前班，而博士后，各置一角，貌似互不相通；但是，族群之间彼此没有因此分崩离析。既然如此，华小和淡小的存在，有什么问题呢？
可惜，这个国家从来不是遵照教学原理处理教育的工程。结果，孩子陷入语言的泥沼，“三种语言都要，三种语言都搞不好，结果连一封信用三种语文写都不像样”；眼下贺年的布条甚至挂出“新年快乐的中国人”的博君一粲。
身为全A状元的许子根博士，对此说得明明白白：“考虑媒介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主次之分。主是母语，次是其他语文。一个人要学习三两种语言是可以的，但是要看学生的环境、背景、天资，也要看怎样学及什么时候学。”
间隔35年，窠臼依旧，桎梏不改；沉痾宿疾，兜兜转转。1949年出生的许博士，当年正是青壮的36岁，雄姿英发；时光荏苒，许博士年已71岁，华发早生。人间如梦，先进国的宏愿没来，宏愿的学校倒是似乎魂回大地了。
向前走，向后走？进一步，退两步，人生还有几个35年？2020年了，PISA的成绩，实实在在，不怎么样；大专之排名，每况愈下。这一条冤枉路，怎么走下去？延至2030年，果然万事如意？
找工作， 就找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