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铁
我有不少的外国客工朋友（使用“外国客工”比“外劳”更政治正确），来自越南、缅甸、尼泊尔等，为人亲切温和，做工又特别勤奋，所以深得老板的欢心。除了个人的人格特质好，他们也有经商头脑，不少朋友在马来西亚都有自己的生意（难以置信吧？！），比如卖杂货、承包工程、劳力中介等等，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是过万令吉的，远高于本地的打工一族。
他们拼命努力赚钱、存钱，再把钱寄回老家，资助家人朋友，让他们所疼爱的家人朋友们也尽快脱离贫困，过上小康的好日子。他们的态度非常好且努力过活，实在值得我们尊重，更应该好好学习。可惜的是，我们的学校课程，社会和生活环境从来没有教导这一环，更多的竟是莫名其妙的歧视与排挤，将这些和我们同在一片土地生活的外籍客工排除在外。
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对于外国客工严重缺乏同理与同情心，所以客工人权一直受到压制，比如积欠薪水、剥削福利，甚至是受到虐待的新闻常有听闻。大家习惯性的享受廉价劳动者所提供的服务，却还要常常嫌弃他们；一旦听到看到外国客工发生肉体亲密关系，就会立马站在道德的高点上谴责他们，却不愿看见他们住的地方宛如人间炼狱，数十人同睡在一起，根本没有私人空间。仿佛外国客工就像机器人，没有情感与性欲，每天只配辛劳工作，解决雇主的问题。
外国客工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常常对孩子们说，跟照顾他们的Kakak讲话时要有礼貌，不能呼呼喝喝。孩子有时候出国旅行，会主动买小礼物送给Kakak，感谢kakak平时的照顾，我总会不吝给予他们赞美及掌声，并为他们感到骄傲。
回到最近原产业部郭部长的言论，她在出席学校的一场活动上呼吁学生要有同理心，要懂得尊重外国客工，这样的说法与勉励其实是值得被鼓励的，遗憾的是，其言论最后却被反对党抓错重点，一直纠结在“我们的祖先是不是外国客工”之上？
大部分的华裔祖先当初下来南洋时，究竟是不是“外国客工”的身份？我想很多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了答案，我就不再赘言或班门弄斧。
以我为例，我的祖先没有在明朝时跟郑和一起搭船下南洋然后留在这片土地，而是直到清末民初时，因为受不了战乱和贫寒，才和兄弟一起来大马落地生根。爷爷是第一代在槟城落脚的先辈，听父亲说，当年爷爷工作非常辛勤，身兼好多份工作，教书、当小贩、做生意……只要赚到钱的合法正当之工作，他都会争着去做。
爷爷和奶奶生养了十个孩子，他们让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受教育；他用辛苦赚回来的钱买了一间房子安顿家人，把家里弄得舒舒服服的；他参与同乡组织，和在槟城落脚的同乡互相帮助，有时也会参与义卖帮助慈善单位筹款。我曾经看过一张珍贵的照片，爷爷和长辈们去了乔治市一家孤儿院布施，里面有华人、马来人及印裔小孩；我也发现爷爷和中国亲戚的来往书信，原来爷爷从不间断寄钱回家，帮助家人解决生活问题。
是的，爷爷虽然身在槟城，但他的家人却在神州，所以他自然会想家，想说有一天他要回去跟他们相聚一起。当然，他终其一生都回不成，最后是默默地在这个小岛上老死，永远地葬在这片赤道的土地里。
对我而言，爷爷当初南来辛勤工作，寄钱回中国的举动，跟前述的外国客工没什么两样，可是，他同时也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和同乡一起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做教育、做慈善，不只照顾华人子弟，也不吝于和其他种族的孩子分享他们的爱。这不叫做参与本土的建设，什么才是呢？
我很希望执政党和在野党不要再纠结于“我们的祖先是不是外国客工”之上，而是把眼光焦距在如何对待外国客工一事。这个庞大的群体人数多达数百万人，甚至比印裔等少数族群的人数还要多。他们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土地上呼吸、工作，各种经济领域也离不开他们，但我们却一直无视他们的存在，若持续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难缠的社会问题的。
作为执政党，郭部长其实有很好的平台去施展抱负，没必要再跟马华民政一来一往。倘若郭部长真的看见问题所在，就应该在政策上严正看待外国客工的问题，包括立法保障他们的权益与福利，让我国在人权发展的道路上，能够更进一步。
正视外国客工，好好安置他们，这才会令马来西亚变得更加人性化，成为更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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