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6日，墨西哥奥运会两百公尺短跑成绩出炉，美国黑人选手史密斯（Tommie Smith）和卡罗斯（John Carlos）分別拿下金牌和铜牌。颁奖礼上，他俩作出了一个简单的抗议行为，至今依然被人牢牢记得。
就在美国国歌响起时，史密斯和卡罗斯各举起戴着黑手套的右手和左手，低下头，脚上不穿鞋，只露出黑袜，表达黑人在美国的困境，抗议压迫，并争取民权。而获得银牌的澳洲白人选手诺曼（Peter Norman），也別着运动员支持人权运动的OPHR（Olympic Project for Human Rights）徽章，在颁奖台上默默支持。这一幕透过电视实况转播，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
1968年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最悲哀的一年，因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在4月4日遇刺身亡，两个月后，帮助黑人争取民权的小肯尼迪也遭到刺杀。美国种族冲突事件四起，民权抗争也日益增强。史密斯和卡罗斯都是非裔选手，他们要表达最沉痛的抗议。至于诺曼，则同情黑人在美国的遭遇，主动別上徽章，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幕很感动，可是当下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退场时，许多观众都报以嘘声，国际奥委会则认为他们搞政治，破坏奥运的庄严；三人回到美国和澳洲时不约而同被各自的国家禁赛，家人也受到生命的威胁。一直要到很多年后，奥运、美国才改变立场，对两名黑人选手的举措视为“人权”，并敬重他们抗议的姿态。
最惨的是诺曼，澳洲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行为，并孤立放弃了他，导致他一生郁郁寡欢。这位伟大运动员在2006年心脏病发与世长辞，他的国家没有任何关注。葬礼上，史密斯和卡罗斯从美国飞来，为朋友抬棺。美国田径协会宣布从此这一天是“彼得诺曼日”！而要迟至2012年，澳洲国会才正式向诺曼道歉，承认诺曼当时的作为是勇敢无畏。但也总算是还了诺曼一个公道。
说这则故事，主要是要让马大校方还有一直说在毕业典礼上抗议不妥当的网民知道：如果黄同学不是这样做，谁会看到他/马大生、甚至是其他知识份子的不满？
最有效的抗议，永远是要最吸睛的。如果黄同学只是在马大校园、在公共场合抗议，大概也不会引起媒体、社交媒体的注意，包括马大高层的关注，原来马大的校长竟是如此种族主义、治校无方之辈。
马来亚大学作为国内最顶尖的大学，但遗憾的是校长却没有名牌大学校长的高度。在学术上，他只是一个“名誉博士”，并非真正的教授；在他治理之下，学生的权益日益遭到剥削，早已普遍心生不满。更甚的是，他罔顾其他种族师生的感受，以“学术之名”办理一场实质上压榨其他种族权益的所谓“尊严大会”，其所作所为，和表达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相比，简直输了几条街。
中大校长段崇智在日前的公开信上说：“保护大学的成员，大学责无旁贷。同时，在大学成员甚至社会大众都期望我们主持公道的时候，我身为校长，必须谨慎运用大学的公信力，绝对不能仓卒行事，让校园变成争辩的战场，甚至让本来已经受创伤的人，因为某些恶意攻击而受二次伤害。”
不知道马大校长可否明白这样的道理？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并存的国家，可是因为政府过去以来的行政偏差，导致少数族群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仿佛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作为马大校长，不是应该捍卫每个学生的权益的吗？怎么会漠视他人的感受，践踏他人的尊严？
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至今在教育界仍然发出振聋发聩之音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谴责、报警、抹黑、扣留学生的成绩与毕业证书等等小动作，马大有这样的校长，实在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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