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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子豪

上个星期，笔者受邀到香港和成都参与“龙汇一百”全球华裔青年峰会。期间，笔者零距离体验了香港《反送中》社会运动和示威，以及大中华地区人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本身经历所及，这是一个非典型的社会运动。在示威高发区，地铁的售票机上你会看到很多旧衣服和横幅。那是香港人自发放在地铁站让示威者用来抵挡催泪弹的化学烟。横幅旁边，你可以看到一叠叠的地铁站票，那是公众自发捐助放在地铁站入口，以便示威者必要时可以更快进入地铁站。稍微留意一下售票机旁边，你会看到各种自发书写的警示 – 某某站某某出口有警察；某某地铁上有某某密探站岗。

在瘫痪的公路上，堆满被塑料扎带扎在一起的铁马，并形成一个三角铁阵。和空荡荡街头对望的，是示威者的先头部队，正在成群雨伞的掩护下商讨、策划下一步的行动，以及设置铁桶阵。在警察和示威者的冲突结束后，笔者看到一个看起来像黑衣示威者的摩托车骑士，转过头来，把一个倒下的告示牌扶好，并把堆叠在一旁的垃圾拾起来丢进垃圾桶。

是的，就以上所言，我们很难把这一场政治风波总结为社会暴动。一场连绵不断两个月的示威，却没有发生打、砸、烧、抢平民的事故，这是罕见的。在整个活动当中，笔者曾经和香港人、地道中国人、海归中国人、海外中国人从各个不同的类别和角度谈及这个事件对香港、大中华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影响。不出预料之外，基本上各个群组给予的看法都不甚相同。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界定到底谁是谁非，但关键的是，它显示了一个极端的现象 – 就是彼此之间的价值观拥有巨大的落差。而这场社会运动的症结，恰恰是一方要把本身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

对于香港人来说，“繁荣稳定，自由法治”这八字真言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送中》条例引起了香港人对失去自由的恐慌。更甚的是，原本在香港特首林郑宣布条例已经死亡过后应该告一段落的社会风波，却在元朗事件中由于警察可能涉嫌勾结黑社会暴力对付、恐吓示威者，而再一次触发他们对于“法治”的危机感。香港警察的贪污腐败曾经是香港市民最不光彩的一面，直到港英总督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肃清并整改香港警察，才形成今日得来不易的专业安全部队。反送中运动，不适时的解开了黑暗的一面，触动了香港人最敏感的神经。由此产生的社会反弹可想而知。

回到问题的本质，也就是政府的运行。一个政府的运作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 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民选（或被委任）的政府首长负责履行政治责任，规划符合市民期望的政策，而行政官员则扛起行政责任，负责落实政治决定的部分。如果政府落实的政策无法获得市民的认同，那么政治首长就必须被问责 – 辞职、转岗等。以送中条例这个政治风波来说，如果在其他民主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民上街头抗议过后，你只有下台这一条路。而香港的现有的政治体制，让政治首长有足够的政治空间回避问责，并把引发的连锁效应交由行政官员面对 – 包括警察、检察官等。一天不解决这个责任脱节的问题，那么香港的社会永远都会埋着一颗计时炸弹。

最后，套用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一句话 – 街上有多少乞丐，不是丐帮帮主决定的，是皇帝的施政能力决定的。以此和大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