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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周开始，欧洲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的病例及死亡人数均超越了中国，而相关数据甚至每天都在加速增长，纽约时报引述欧美专家，欧洲正在为生活在开放富裕的民主国家而付出代价。

纽约时报编辑理查德·佩雷斯-佩尼亚在文章中指出，在新冠肺炎于湖北武汉爆发后，中国的行动之严厉和广泛震惊了西方，他们做出了不受人欢迎的举措，接受以严重经济损失作为遏制疾病的代价。

“中国隔离了数千万人，禁止他们离开城市，甚至是自己的家，只有在获得食物和医疗时除外，此外还对数亿人实施了相对宽松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将许多产业完全关闭。”

他引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部门主管莱因戈尔德博士，中国愿意做出极大的努力，使用军队和警察把人们隔离在家中，使用无人机技术监控人们的行为，设置路障。

“尽管中国在早期的行动中磕磕绊绊，地方和地区官员试图审查有关疫情爆发的言论，以及医疗设备严重短缺，但中国随后认真处理了这场危机。”

佩尼亚也引述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指中国看到了2003年和2004年的SARS能造成怎样的影响，并为下一次做好了准备。

而他也引述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家弗朗索瓦·巴洛克斯，“中国的行动可能晚了，我对他们实施的一些措施有所保留，但他们控制了疫情，这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准备的机会，但这个机会被浪费了。”

佩尼亚在文中表示，虽然一开始中国损失了几周的宝贵时间，但随后却比西方国家行动得更快、更果断。

他也表示，中国在处理新冠肺炎的速度和积极的行动至关重要，而一些东亚国家的政府比西方国家政府更了解这一点，但采取的策略与中国或欧洲截然不同，即在不停止经济活动的情况下，通过积极的检测和追踪接触者来阻止传播链。

“因此，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病例很少，而韩国已经对2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从而抑制了大规模疫情的暴发。”

佩尼亚再次引述专家的说法表示，韩国向世界表明，他们可以遏制一场大流行，同时把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控制在有限的程度，但这种战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非常耗费资源”，美国尤其无法复制。

佩尼亚也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正在为生活在开放富裕的民主国家而付出代价。

“在这样的国家，人们习惯于自由行动、方便的出行和独立决策。政府担心公众舆论，不习惯于下达严厉的命令，公民也不习惯于服从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