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婉玮
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多个城市陷入感染病例和物质短缺的困境。2003年的SARS危机让大家心有余悸，如今这一波疫情的病例还在攀升，单是中国已达2744例，各个国家都出现口罩供不应求的困境，严正以待“高峰期”的到来。
由于爆发疫情的源头在中国大陆，所以这一次中共面临遭遇处理疫情和管控社会安全共同进行的挑战。处理疫情需要专业，而处理城市社会危机需要公共关系的专业；当西方评价中共的社会缺乏民主治理的机制时，各政府部门更像在走钢索，小心翼翼的报告对抗疫情的进展，也向国际媒体一再保证没有隐瞒任何的信息。在媒体面前不断回应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政府部门，动用政治术语避免引起公众惊慌，然而公众怀疑政府刻意将报告呈现的传染速度倾向数值小化，而实际上疫情带来的公共危机可能已不在掌握的范围内了。
当公众越渴望有知情权时，政府则努力在减少公众的恐惧感，如此一来，公众不再满足于政府公式化的报告。为了急于获取更多的资讯和数据，转向网路寻找能掌握更多关于疫情方面的信息。网路传播武汉疫情信息的速度不比疫情传染的慢，成千上万的信息量每天侵入各种网路社交媒介，而且多数是与政府公开的数据唱反调，尤其类似“封城”、“逃城”、医护人员逃离等的谣传让人心更不安宁。
这次疫情爆发，再一次考验中共处理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和稳定社会的能力。除了澄清诸多谣传，也要应对国际的质疑。
中共这次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当机立断的公开新闻，说服国际社会相信中共政府不再重蹈当年隐瞒SARS危机的错误，从爆发武汉疫情以来，也接受各国的卫生团队入国以掌握疫情。
从SARS到H1N1，全球国际组织已经有了世界共同对抗传染病的共识，而公众的防护意识已提高不少。不过，公众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应重视社会公德，比如有些市民过度惊慌，开始囤积口罩，造成一种抢购物质的现象，也增添社会恐慌。希望大家害怕传染病之余，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更好的建立社会互助机制。
不过，我也明白说易行难。当国家系统全权掌握疫情的数据和医疗物资时，民间社会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随着风吹草动，只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罢了。但是，仍然希望疫情未明的时刻，彼此也能互相关切和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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