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楷霖
谈及近期发生的国际课题，而部分课题均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包括了香港与新疆课题。为此，我认为香港人要进行改革与争取的心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不一样的政治体系，文化程度上也有不一样。因此，香港人民为自己争取理想的生活模式并不奇怪。可这种争取往往涉及了一种矛盾思维，那便是针对“政权”的行为所产生的民族歧视。
我认为，这世界对中国人形象评分往往有先入为主的现象，并且很多时候作出不客观的人格定论与指责，打个比如，我曾参与某个聚会，当谈及随地大小便的玩笑时，友人会说“我又不是中国人，不会随地大小便”来调侃中国人人格；再来，一个台湾学术组织来吉隆坡进行文化交流与访谈，晚上时，有位学术成员随脚踢了路边红绿灯灯柱，当下每个人都望着他，他理解自己的行为不当，但随后却说：“若有人问起我，我就说我中国人好了”，联合以上的事情，生活上出现的“反中国”群体真的只是反中国吗？但是，我接触的人，往往会把“讨厌中国”的思维套在“中国人”身上，似乎这已经不是批评国家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了负面行为——歧视。
我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热诚和爱是两极端的，可以盲目的、也有理智的，人民不是不敢批评国家，最为熟悉是通过论坛发表，在大会上利用历史、研究成果去分析局势。无可否认，中国人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是有待加强的，可他们不是井底之蛙，仅仅不谈政治。因为中国人注重的是生活水平，这一点我们可以一些看得出，如2015年，联合国发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就是指出了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018年中国的旅游市场为1.49亿人次数，比2017年高出了14.7%，这些数据均说明中国人注重的是生活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言论自由。
我不否认过于急促的发展无法带来良好的人文发展是一种循环史惯例，如同法国巴黎作为文明都市之一，也时常发生盗窃之事、联合国于《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也提及了美国毒品案例持续升温。中国为了急速发展，人文教育自然无法被满足，所以只要1%的中国人丢个脸，1%的人口也足以让中国成为国际笑话。我身边中国朋友总是不明白为何很多人总把中国人看成乡下人、不文明的人，我想弗洛伊德提出的“文明的对立”很贴切地形容了两种不同文明所产生的尴尬与对立。因为大多数人喜欢把听回来的当成事实，如同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人被誉为战斗民族，殊不知俄罗斯人并不全是热爱战斗的人。这可能就像尼采说的“人们选择信，是因为不肯知道事实”。
为此，当中国政府被批评时，人民自然也会被拉进其中，如2019年8月13日，《环球时报》记者被香港示威者进行私刑，还有一些说出“普通话”（中文）的路人被打等消息，都说明了，当我们身在这些“反中国”情绪的地方时，仿佛“会说中文”或“你是中国人”就会开始被针对。再者，在香港示威至今，我们都能听到香港示威者对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中国人或香港人形容成“支那”，且不说这些示威者认不认为自己为中国人，但“支那人”的定义就是侮辱中国人的意思，若说大家示威纯属对抗“政权”，可为何涉及到了“人”？人家常说，罪不及家人，难不成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歧视”他者的群体不会是占多数的，我也认同每个社会群体有争取某些重要原则的自由和理念，可人权就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我也有发言的自由”，在这科技时代，要赢得尊重的回应首先得有高尚品德的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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