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诗坚
华团针对教育课题进行讨论也非新鲜事，但这一回为避免引发争议，有关的大会（原定于12月28日举行）也就在禁令下取消。不过有些历史事件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例如在1955年，马来亚行将举行朝向自治邦的选举，有鉴于形势紧迫，教总主席林连玉等人赶赴马六甲与东姑及陈祯禄会晤，要求联盟承诺保障华校，以换取华社对联盟（1954年成立）的支持。东姑也即席承诺，只要联盟大捷，必然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以使华社安心。结果得偿心愿，联盟自治政府于1956年推出拉萨教育报告书。当林连玉争取删掉最终目标（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成功后，也算是遂了华社心愿。
可是在1955年杪的华玲和谈（东姑与马共和谈）失败后，华人社会又通过华团要求争取更大的权利却阻力重重，一方面是东姑率领联盟代表团（包括马华的陈东海在内）于1956年赴英国谈判独立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以刘伯承和白成根（霹雳矿家）为首的华团也选出代表团要飞往英国争取参加谈判。团员中原本也选出林连玉为代表，但他自行取消。据说是受林苍祐（1954年已加入马华）之劝，打消此念头。个中内情不得而知。
据称，以刘伯承为首的华团代表有草拟一份备忘录准备呈给英政府，但后来不获召见，只得委托陈东海带给英方。讵料陈东海竟说忘记提呈。到底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团的诸多诉求都未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列在宪法或附加在备忘录中。
由此可见，即使华团另有行动，也无法超越政党的控制，更何况当年马华代表华人的形象比较深入人心。
到了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他召开了三大机构会议（即马华公会、董总及教总），各派出有份量的代表。这是林苍祐在夺权成功后召开的一项历史性会议，但他的努力却功亏一篑，因为代表马华改革派的林苍祐向东姑提出的诉求被认为是“太过份”，不被接受。
当年林苍祐代表马华呈密函予东姑，要求分派马华至少1/3的国会议席，或40席左右（国会共有104席）。由于机密外泄，成为报章的大新闻，也就引发东姑与林苍祐的骂战，后来陈祯禄与陈修信也加入讨伐林苍祐。
在陈祯禄挺陈修信下，一批元老靠向陈祯禄，而孤立了林苍祐。
因为东姑已找到陈修信足以取代林苍祐的势力，也就不把林苍祐放在眼里。就这样，马华第一次大分裂所造成的后遗症，直到今天陈修信仍然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因为三大机构未能为华教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也就在60年代纷纷改组成国民型华小及国民型中学，华校的完整性被改变了。
林苍祐走了以后，马华与华团的关系转淡，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也与董教总合不来。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前，陈修信发现不对劲，乃通过许启谟（前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李光耀的死对头）调解马华与华团的紧张关系。最主要的是许启谟（马华的副总会长，后来升任署理总会长）邀来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协助马华草拟一间学院，以抗衡董教总倡议的“独立大学”。在讨论后，取名为拉曼学院的学府成立了。
拉曼学院也为马华取得喘息的机会。在陈修信退休后（1974年），接位的李三春还是无法与董教总搞好关系；尤其是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率华校精英参加民政党，气到李三春和林吉祥大跳，指责林晃升“典当”了华教。
1983年李三春突然出走，马华又陷入内部大斗争，直到1985年才停止内斗。
1987年时，突又发生教部派不谙华文的老师到华校担任行政高职，引起了轩然风波。在董教总及华基政党举行大会，抗议政府不公之际，马哈迪开展了“茅草行动”，大举逮捕百余人，也查封三家报馆。
虽然政府较后作出某些妥协，调回不谙华文的行政人员，但一些政党元老及华教斗士也付出代价（坐牢），天后宫的心酸事件仍历历在目。
后来，政府对教育采取多元开放，多少缓和了华社的情绪。就不知道为什么在2019年及2020年的大件事竟是教导爪夷文的风波。
严格来说，董教总要抗议的是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利，动用教育法令让所有国民型中小学的董事会不必注册。在没有注册下，就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法人地位，又如何起诉政府呢？
其实当1957年教育法令（根据拉萨教育报告书）生效后，华校的法定地位已大改变。如今所要争取的是“恢复”董事会主权，学校不能本末倒置交给家协负责，毕竟董事会才是正统的产儿，是华校的带路人，不是“私生子”。
再者，爪夷文应不应该在小学四年级教导是一目了然的。当学生的心智没有成熟时（只有10岁），认识这些“艺术”又是为了什么？
如今华校生已要学习三种语文，若再加爪夷文，说是“无关紧要”，非考试科。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小学生所难呢？
正如我们要问：为何吉兰丹的男公务员在周四一定要戴宋谷上班？这是什么道理？有劳伊党和州政府作出回应。华教本来就是政治的产儿。谁说教育与政治无关？说这话的人不是言不由衷，就是误人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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