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子豪
通过修宪把投票年龄下降到十八岁，这个改变表面上看起来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选民，但实质上，它将会有颠覆性的影响和长远的影响。
让笔者第一次感觉到年轻选票关键性的政治节点，不是505，也不是509，而是英国脱欧。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51.9%的选民选择让英国脱离欧盟。当中，18 – 24岁的英国选民，超过80%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而65岁以上的选民，则平均有65%支持脱欧。如果当时候英国年轻人更踊跃的投票（18 – 24岁群的投票率只有64%，对比65岁以上群组的90%），那么英国脱欧公投就不可能通过。英国这三年来的政治纷扰和经济动荡也许就能避免。同样的，如果英国选民的投票年龄是设置在和马来西亚相同的21岁，那么投票结果就会显示更为坚决的脱欧决定，政府也有更多的底气和欧盟谈判，绝不会沦落到今天进不得、退不能的尴尬处境。
针对脱欧公投的投票结果，英国媒体曾经形容为“老年人打败了年轻人”。更有激进的媒体形容，是老年人剥夺了年轻人的未来。很大部分的年轻人，甚至说“祖父母对外国人的恨，超过了对我的爱”。年轻人的愤慨可见一般。这个前车之鉴，就是笔者认为投票年龄应该降低到18岁的核心因素 – 让马来西亚的公共政策和未来，由更大光谱的公民来决定，以达到最大的平衡和公约数。
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把投票年龄下降到十八岁，是更民主、包容和进步的象征，但不代表我们的青年现阶段在能力上和心理上已经准备好，并有能力理智、开放和全方位的为国家未来做出决定。举例中美贸易战，或者前阵子牵涉到中国的有关基建计划，我国青年的政治立场，如果不是“中国胶” – 非理性的倒向中国，那么就是大概率的“慕洋狗”- 一味的认可西方的言论；不然就是事不关己、已不操心的团伙。青年群体当中可以做出理性思考的少之又少。这种能力落差，从侧面上让我们预见投票年龄下降后我国可能面对更激进、非理性和没有建设性的社会冲击。
这种能力落差，必须和修宪降低投票年龄得到政治人物、社会贤达的同等重视。环顾客观环境，大众只聚焦于“支持”或“反对”降低投票年龄，而没有思考背后的问题，和后继的行动。一个真正有宏观能力的政府，除了把政治意志力用在推动修宪方面，也必须同时推出一揽子的教育改革方案来提升青年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和降低投票年龄相辅相成。
笔者在美国调研时曾经参观过美国的中小学，看过小学生制作精美的政治人物传记大字报，内容非但言之有物，更附上本身对人物的评语和建议。而履行督导责任的老师，虽称不上满腹才学，但却开明健谈，善于鼓励学生发言和给予恰当的评语。这种教育风格帮助孩子在幼年就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思维和完整的世界观。马来西亚正正需要这两个元素 – 思辨为主的教学，和启迪民智的教师，来让投票年龄降低的落实更具正面效果。也许，教育部长马智力应该考虑在青体部长赛沙迪提呈宪法修正案当天，也一同提呈教育改革法案，这才是改变真正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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