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子豪
希盟执政中央以来，如果要赋予他们执政方针的形容词，莫过于“摸不透”。“摸不透”绝非意味着“高深难测”、“迂回进击”，而是表示希盟并没有给国民看到一个具体的执政路线，以致政策的落实上也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被呈献出来。具体来说，是一种贬义。
管理一个组织，必须处理好的事项只有三个 – 价值观、人事、财政、外交。同理，执政党手握国家机器后，最重要的权利就是政治意志（宣言）的落实，各项人事任免，发展经济和财务管理，以及国际外交事务和定位。只要这四件要务管理上目光远大，落实上胆大心细，那么国家自然就会驶入正确的轨道。
这些要素里，希盟处理得最好的莫过于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近半个世纪来我们首次有非穆斯林出任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个司法权的最高领导位子。除了打破种族隔阂，总检察长的委任甚至有更明确的专业化趋向。至于选举委员会，从主席到副主席、委员，第一次有非体制内高级公务员出任。要知道，选委会主席惯性由前内政部秘书长出任。而公务员本质上服务政府的角色被带入选委会后就形成尖锐的利益冲突。改革过后的选委会则涵盖了媒体、学术人员和社运分子。从各个补选也可以看得到选委会开始重拾中立的角色。这是巨大进步的象征。
外交方面，马哈迪并没有重拾纳吉那种“私人外交”路线 – 主轴就是凸显个人和美国总统或中国共产党的私交关系。在中美两国地缘政治越演越烈的局势下，无可否认这么一个不咸不淡的做法可能会两头不到岸。但深刻反思，马来西亚作为小国，最好就是在大国之间取得平衡，然后再借助区域里其他力量作为杠杆，换取更大的谈判筹码。在马哈迪的格局中，日本、东协就是平衡中美两国的力量。武士债券是让国家有多一个选择，延续东铁的谈判就是要稳住中国。这种斗而不破、竞合交错的外交手法，其实更可以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在没有深刻影响到中、美两国利益的前提，这种路线大有作为。
至于剩余两个事项，希盟就处理得相当糟糕。先说政治意志。509前，希盟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国阵进步、开放和包容。因此憎恨种族政治的非土著，和厌恶贪污的土著会把票投给希盟。但胜选执政至今，希盟却不由自主陷入“马来人优先”的陷阱。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希盟刻意凸显本身的马来人代表性，但其实这只会越描越黑，更显得希盟在处理马来人和相关宗教课题上缺乏自信心。舍弃本身的基本盘，转而迎合对手的绝对核心选民，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自杀。
当然，以上三个要素只占了希盟成绩单的30%。剩下的70%取决于发展和经济。国家经济腾飞的时候，国民一般都会对政客有更大的包容性。只要生活过得去，政治上闭上双眼并非不可能。一旦口袋羞涩，则社会的能动性就会被撬动，这就是为什么俗语说“富的怕穷的，穷的怕不要命的”。马来西亚经济好或坏很取决于国际经济局势，但很明显的政府并没有一套完整、贯穿各个领域的经济思路。如果你连接希盟政府和经济有关的关键词 – “反腐”、“救国”、“盗贼”、“第三国产车”、“居林机场”，呈现出来的就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这点，恰恰是马来西亚政府现在最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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