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祥英
另一件使我不知所措的事，是当我辛辛苦苦，渐入情形，全盘投入所教的课文中时，偶抬眼，教室门外，伫立着一只黑色，或白色影子。有时这只影子甚至已伫立在教室后面。当时才开始教学，经验全无，也真的不知如何应对，就呆立在原处。学子们都静静，全神灌注在黑板上，或桌面上的课本。俗语说的，就是一支针跌在地上也听得见：这时就是这种情形。
去课室途中，不管是上去第三层楼的八号位班，或底层的九号位班，在走廊间，时不时总会遇见或多或少的白影子或黑影子。他们几乎全是红毛鬼，同时又不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总是不知如何应对。我是战前出世，战后长大，八岁后转读红毛书，总免不了存有殖民地顺民的心态。（那晚到某新加坡移民到珀斯的中年人处吃晚餐:他也提到新加坡人也存有这种心态。到了珀斯后，眼睛才张开，才醒悟，似乎是种文化震撼。其实，有读历史的，都知道最初的殖民者，几乎全是白垃圾。）
只是这些白影子或黑影子，都只不过是好奇，想亲近我这个新来初到的教师。他们会向我笑笑，点点头，甚或问候我：“Master, how’re you?”（同事间，我们是互称师父，只有学生才叫我们Sir。）
圣芳济毕竟是La Salle 修士创办的学校，1965年时，马来西亚正面对着，在外，印尼苏卡诺的对抗（Konfrontasi），在内，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骚扰。所以拉萨修士们的地位还相当稳健。在圣芳济执教的修士，不下十人，高班低班都有，而圣芳济，除了新加坡的圣约索，就是马来亚拉萨修士的集中点，修士宿舍的二楼和三楼的房间都住满人：包括那些在Juniorate(初试院)和Noviciate（修道学院）讲课的修士。这两处学院，是训练修士和教师的。目前在东姑学院教会计的朱国安博士就是在此受训的教师之一。受训修士呢，则全是本土人。这两间学院，老早卖了，在原地起了合您和Paragon超市。
圣芳济同时还有分校，在阿依淡有间拉萨中学，校长就是修士，约翰修士，过后脱了修士袍，还是免不了叫他约翰修士，教员也可能有几位修士。过后据说校地逐渐沉落，有可能整片滑落校后的阿依淡河，于是卖了给商务华小。小学方面呢，则有与圣方济中学同用校舍的圣方济小学和在老鼠岛詹姆士修士路的分校。所以当时修士的人数众多。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黑袍和白袍有什么差异，身份有何不同。可能本土既热又潮，白袍比较适合。我曾有次见到校长保罗何修士穿黑色袍子。
一举一动，都受监视，确实不好受。连老（不，资深）教师也不好受，所以才替他们起了这种外号，叫他们黑隐者或白隐者。神出鬼没，防不胜防。
防什么防呢？巡视教室，正是校长应该做的事，即时即地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校长不能只窝在办公室里。我新来初到，功课重，压力大，有时会脾气暴躁，记得有次居然向某位学生，无影腿一脚扫去，幸亏学艺不精，没有扫着。当时校长就在门外经过，可能为了保存我做教师的尊严，没有即时进入课室阻止我。过后做副校长和校长，我也这样一天最少巡视两次，教师们不知叫我什么：当然不会是隐者吧？可能是占士邦？
校长（称Brother Director:现在由一位非神职的长校，称校长，但他上头还有位修士，叫Brother Director的，在‘看管’他。）罗伦斯，加拿大裔，身高马大，是位为他人着想的修士。据资深教师说，每个学期假期，教师们会租间吃风楼，住上几天到一个星期，罗伦斯修士会携带一瓶白兰地上去，有次见晚餐只是炒米粉或炒面，即时取出五十元（当时可是小学教师半个月的薪水），叫教师们到沿海边的餐厅加菜。另，安东尼波尔带他去旧关仔角对面的水手俱乐部喝啤酒，一大瓶五毛钱，而外面酒吧小瓶的都要块三，他会喝了一杯又一杯，却从来不必上厕所。卖酒的偷偷问安东尼，修士是否在袍子下装了一只痰盂。
我是新进教师，必须由他来检测和批准，才能成正式教师。那天我刚巧列下从学生作文抄出的十句文法有误的句子在黑板上，逐句逐句向学生提问和改正。他一进来，我就乱了章法，到下课时，还没有教完那十句。过后他叫我到校长室，先称赞我，说我把错句列出，是首开先河。之后他才把我的错误一一列出，如学生不回答，就应自动说出答案：换句话，要注重教学效率。他也提到我的暴躁脾气。他的方法是先赞，后开导。
可惜年尾他调去八打灵的拉萨中学，由Charlie Boy 代替。
另一位加拿大，但是法裔的修士是麦格修士，高高瘦瘦，头发全白，英文带着浓重的法国音。他是初中的主任，但既是训育主任，全校的纪律都归他管。他的藤鞭笼在白袍的长袖内，全校的学生见他如见老虎：他会先抽后问。就是被冤枉了，只有自叹倒霉。有一次，他甚至抽打一位老师。王约翰个子矮小，年纪轻轻，因教体育，穿白色T- 裇白色短裤。那天他的班不知为什么大吵大闹，他就走在桌子间，声大，动作更大。老虎一进了课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他身上抽。全班安静了下来，而王约翰唯有无语问苍天。
忽然有一天，在草坪上排队，有位学生就公然挑战麦格修士。（初生之牛犊不怕虎？）而那只老虎居然没有再鞭抽下去。时代确然不同咯。
时代确然在转变。越战时期，美军把槟岛当为娱乐与休息驻地之一。爱尔兰修士，年轻英俊，傍晚穿着便服，散步到首都戏院那儿的星加坡旅店楼下楼梯旁印度人的书报店看书或杂志。回途中，三轮车夫紧随着他，不停催问：“Johnny, want Malay princess?”修士一直轻弹衣领，让车夫看钉在衣领上的饰针；饰针上镶有修士团的图章或标志。车夫总是不明。
我也不明：从未想到，因为没有看到，修士们穿便服时，会在衣领上钉个以表示身份的饰针。做为非神职的教员，我们很少有机会更深一层去了解修士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人数很多，住满右翼那栋建筑物的二层和三层。（底层原也是他们的宿舍，但因教室不足，忍让了出来。）二层入口处有间小教堂，让他们祈祷。周会时，常见到一位海南阿婶，连同一位小女孩，从菜市回来，携带着菜啊，肉啊，水果啊，上去修士的宿舍。因为修士人数多，大多又不是本校教职员，所以校长鲜少请我们上去宿舍。过后，人数越来越少，我们才趁着圣诞节，携带物品尤其烈酒，为他们庆祝，才有机会上去。
那个爱尔兰修士，我想了几天，也想不起他叫什么。修士们来来去去，有些一两年，有些一年半载，就消失了。查理修士，Casimir 修士，在马来亚呆了几十年，最后还是要靠副部长吴清德的帮忙，才成功成为公民。
学生们对修士们，毕恭毕敬，毕业后，大多都会感恩，学校需要什么，都会供给。我就常想，当为非神职校长，若要向旧学生筹款，难度就不可同日而语。
非神职的教员，对修士们又有什么看法呢？面前可能一副面孔，背后又是另一副面孔。称他们为黑忍者和白忍者，甚至骂他们为疯子；也有教师慎重其事地说：“The robe covers many sins.”（我呢，我说：修士长袍应该遮隐着多少血和泪。）也许只是为了泄愤。做为私人学校，薪金是由修士团及董事部决定。只有战后才有了UTS，而1971年Aziz制之后，教师才慢慢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有位同事说他舅子告诉他一个笑话：修士们是穿底裤冲凉的，因为they don’t want to look down on the unemployed。想起来，也实在可悲可怜，可能家贫，可能不是长子，可能父母望子成龙，希望他们能够获取免费高等教育，逼着他们牺牲了整生的幸福，冒着身心的挣扎，为他人的子女做嫁衣裳，到头来只图个安心。
这种不虔诚，不恭敬，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是资深教师Educating Archie的后果。说真的，身心不被这种心态绑住，才有空间让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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